进入临沂二中大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尊高大的汉白玉雕像，黑色基座上雕刻着毛泽东手书的几个大字：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。
这位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的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，穷毕生之力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教育新途径，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被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评价为万世师表。
今年的10月18日，是陶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。为了表达敬意，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堪称中国素质教育第一人的先辈。
陶行知原名文俊；早年接受王阳明学说，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改名陶知行；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，改名陶行知，意为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。他立志为人民大众服务，做人民大众的“人中人”，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人上人。
陶先生生于1891年，安徽歙县黄潭村人。家境清贫，天资聪颖，勤敏好学。六岁入家乡蒙童馆，十七岁入杭州广济医学堂。1909年入南京汇文书院，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，任《金凌光》学报中文版编辑，宣传民主共和思想。
1914年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，后赴美留学，获硕士学位。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，获“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”。
1917年回国，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、教务主任、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，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，并担任《新教育》杂志主编，反对“沿袭陈法，仪型他国”，对教育革新多所贡献。1922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，后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，编《平民千字课》，推行平民教育，任《新教育评论》杂志主编。
1927年3月，他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（后改名晓庄学校），开展乡村教育运动，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、“社会即学校”、“教学做合一”等理论，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论体系，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。
1928年，创办浙江湘湖师范。192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。1930年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惧怕晓庄学校的革命性，以“勾结叛逆，阴谋不轨”为借口，武力封闭晓庄学校，陶行知遭到通缉，被迫避难日本。
1931年返抵上海，任《申报》总管理处顾问，对报纸的革新起了巨大作用。发表《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》的长文，从民族的高度，提出了节制生育的问题和措施。他抨击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反动政策，主张联合抗日。他创办“自然学园”、“儿童科学通讯学校”，编辑出版《儿童科学丛书》和《儿童科学活叶指导》，发起“科学下嫁”运动。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“山海工学团”、“劳工幼儿团”等教育事业，首创“小先生制”，成立“中华普及教育助成会”、开展“即知即传”的普及教育运动。1934年，主编《生活教育》半月刊，7月正式宣布由“知行”改名为“行知”。
“九一八”、“一二八”事变后，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。发起“上海文化界救国会”，组织“国难教育社”，支持组织“新安旅行团”，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团，推行国难教育。
1936年，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。7月，与沈钧儒、邹韬奋、章乃器联合发表《团结御侮》宣言，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。同时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，担任国民外交使节，出访欧、美、亚、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，出席“世界和平大会”、“世界新教育会议”第七届年会、世界青年大会、世界反侵略大会，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。在历时两年多的活动中，在宣传抗日救国，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，促进华侨团结，开展人民外交活动，推动对日禁运物资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。“七君子事件”时，远在国外的陶行知仍被以“危害民国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”的罪名又一次被通缉。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推行战时教育。在陶氏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下，孩子剧团成立。1938年回国路过香港，倡导举办了“中华业余补习学校”，推动香港同胞，共赴国难。应聘国民参政会参议员。当选生活教育总社理事长。建立晓庄研究所。参加建立中国战时教育协会，起草《战时教育方案》。1939年，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，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儿童，在普修课外，设有音乐、戏剧、绘画、文学、社会、自然、舞蹈等组，因材施教，培育人才幼苗。学校办得有声有色，名震中外，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。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曾就读育才学校。1940年9月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专程访问了育才中学，给学生留下了“一代胜似一代”的签名题词。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主办《民主》星期刊，主编《民主教育》杂志。8月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，曾多次接见陶氏。谈判结束，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为他飞返延安举行送行并合影留念。1946年1月，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，任校长，提出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民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人民的幸福”， 推行民主教育。
抗战胜利后，陶行知与1946年回上海，立即投入反独裁，争民主，争和平的斗争。民主战士李公朴、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后，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。陶氏一面做好了“我等着第三枪”的牺牲准备，一面继续坚持斗争，视死如归，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。他在三个月内向各界演讲一百多次，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。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“再接再厉，前赴后继，屡败屡战，以底于成”。终因“劳累过度，健康过亏，刺激过深”，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，享年五十五岁。
陶行知逝世后，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发出电报，指出：“十年来，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，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。”8月11日，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了“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”的悼词。同年12月1日，陶行知由全国五十三个人民团体葬于南京晓庄劳山之麓。
陶行知的一生，是在生灵涂炭，国家多难，民族危机之秋度过的。他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，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，为人民革命教育事业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，奋斗终生，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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